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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美“互信”:信任还是信心?

中美“互信”:信任是信心?

Talk Less Mutual Trust, Do More Confidence Building

王  鹏

(清华大学博士后)

陈定定

(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这早已是常识。而在不久前结束的第四届清华“世界和平论坛”上,与会各国政要、专家更达成共识:当前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国——美国与最大的崛起国——中国的双边关系,不仅仅关系中美双方利益,更关系到全球的和平与发展,是未来国际秩序的基石。

 

中美“互信”?

 

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期间的讲话中多次强调建设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进一步追问:应该如何打造中美关系这个关乎全球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呢?检索时下的新闻评论和学术论文,似乎“建立/加强中美互信”是一个被广泛关注且备受推崇的路径。譬如,在主题为“中美/美中”的条件下,以“互信/信任”为题名检索中国知网(CNKI),共得200多篇文章;而以“信心”为题名符合条件的不到10篇。更有趣的是,在这仅有的数篇关于“中美-信心”的研讨中,“信心”不是被当作相互“信任”的同义词在使用,就是被用来强调中美两国都应该对经济(复苏)有“信心”等,总之与本文主旨相去甚远。一句话,国际安全领域的“信心”(trust)在现有的中美关系讨论中基本是缺席的。

 

从国际关系专业视角来看,“信心”(confidence)与“信任”(trust)大不相同。造成这一混淆的原因有可能是在中文语境下,“相互信任”和“相互/彼此有信心”都可以被简称为“互信”;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词,故而习焉不察。但是,如果我们跳出中文语境,在国际关系的英文专业文献中去厘清这两个概念,就不难发现他们本质上的区别。

 

信任 vs. 信心

 

信任(Trust)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概念,作为名词,英文里指“一种让你确信某人诚实、公平且可靠的感觉”([n] a feeling of confidence in someone that shows you believe they are honest, fair, and reliable,参见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第1518页)它对合作的要求门槛非常高。在中文中,它通常被翻译成“照管”、“相信”;在金融经济领域,中作为一个术语,它还表示“信托”或“托拉斯”。“托拉斯”是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一,由一组密切相关的企业合并组成,其一体化程度之高、内部整合力度之大,显然是国际无政府社会中任何一组双边关系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相较而言,“信心”(Confidence)更中性。它指“一种确定你有能力把某种事情做好的信念”([n] a belief that you are able to do things well,同上,第284页)。虽然它本质上和信任一样都是指某种心理上的感觉(feeling)或信念(belief),但信任强调的是对他人(友善)“意图”的确定;而信心则更多的是强调对他人或自己的某种“能力”的确定。熟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内在逻辑的朋友都知道,国家意图难以确定/保证,而能力相对容易观察、测量并做预估。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更是直接断言“国家意图不可把握”——“States can never be certain of the intentions of other states(Mearsheimer 2001)”。

 

比“信心”更具体且可操作的一个概念是“信心建构”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对比“建立相互信任”(mutual trust building,MTB),它有三点不同:第一,门槛低,对合作程度的要求低,双方对对方的心理预期/祈求也低。CBMs是一个冷战时期非常流行的术语,在美苏关系、军备控制、核裁军、威慑理论中有大量的应用。美苏冷战时期显然有合作,但显然合作的程度很低,对抗是主流。既然美苏这样的敌国都能应用CBMs,那么从逻辑上讲,其他彼此间竞争的超级大国(但其冲突性尚不及美苏间)的双边关系自然更有应用的可能。

 

第二,双向维度,可正可负。Trust是单项的,基本上都是正面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在国际政治心理学领域,就是指两国间正面信号的释放、接受、反馈与再释放、正面循环。而CBMs则是双向的,既可以包括正面信号的互动,也可以包括负面信号的“有益的”互动。

 

“信任”一般都是指相信对方的各种“好”,譬如honest, fair, and reliable;而不包括“坏”,譬如我们不能说“我信任对方一定会伤害我”——这句话从句法上讲就是令人费解的。而“信心”则不然。A国既可以对B国的某种善意的承诺有“信心”——于是就形成了“信任”;也可以对其某种恶意的威胁、警告有“信心”,即“我相信你刚才说的那些威胁不是吓唬我,你是动真格的;我还知道如果我真的做了你刚才警告我不要做的、会触犯你核心利益的事情,你一定会如刚才所说给我带来惩罚和损失”——于是就形成了“威慑”(deterrence)。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冷战期间美苏核威慑的有效运作——相互确保摧毁(MAD)。威胁行为源远流长,(核)威慑理论在冷战时期独树一帜。限于篇幅我们此处无法展开论述(中美)威慑,仅仅以此说明:在某些领域,CBMs相对MTB在政策实践上有更大的应用价值。

 

第三,既可对人,又可对己。信任一定是A对B;但信心既可以表示对别人有信心,也可以表示对自己有信心。前者“对别人有信心”跟“信任”(trust)基本同意,故兹无赘言;而后者,即所谓“自信”在大国互动过程中也尤为重要。一方面从崛起国角度看,如果它对自身实力有足够信心,对国际环境有足够“安全感”,那么它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它更有可能继续奉行“和平崛起”的政策,继续以国际制度改革者的身份参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而非以“革命者”的身份去摧毁现有秩序。另一方面,从霸权国角度看,如果一个(相对)衰落中霸主对自己的实力或对现有国际制度掌控能力仍有起码的信心,那么就不会“过于敏感”,因而其对崛起国发动没有必要的“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也就会相应降低。

 

明确上述,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习近平主席要多次明确强调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访美第一站西雅图的演讲中,主席更进一步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旨在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不仅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方向,更是中美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的理论依据与政策指南。对此,中方愿意同美方加深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与此同时,主席也一针见血地警示了背离新型大国关系的危险性: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旦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造成战略误判的可能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信心,即对他国夸大威胁,对本国不够自信。

 

两极化格局下,建立信心更可行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究竟是走向一极(美国长期的稳定的霸权,犹如东亚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或‘罗马治下的和平’)、两极(美国与另外一超级大国对峙,犹如冷战时期之美苏)、或多极(群雄并立,犹如十九世纪欧洲),在我国政策界、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一度比较主流的(官方)说法是“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不可避免”。然而近十年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实力差距的加速缩小,以及中美两国实力与其他大国的拉大,似乎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一个两极格局已经在东亚逐步形成,并有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的趋势。限于篇幅,本文不对此展开论述,仅以他们的成果为依据支持本文的论点:在这个两极化格局下,建立中美“信心”不仅比“信任”更可行,而且更必要。其原因在上文对两个概念的比较中已经做了阐明,现做总结:

 

第一,            过多强调建立中美相互信任,会推高两国政府乃至民间对对方的政策期望,即都指望对方应该在特定问题领域“配合”自己——因为是“战略伙伴”嘛。但事实上中美两国日趋紧张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两国在安全事务上的冲突恐怕难以简单通过沟通来有效弥合,所以关系稳步下降的趋势将成为中美未来互动的“新常态”。如果大众被过分乐观的宣传所误导,则会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于是对政府形成完全不必要的“观众成本”,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在对美博弈中的灵活度(即便还达不到‘绑架’政策的地步)。

第二,            此刻中国官方还在半遮半掩、学界仍欲言又止,而在此前美国很早就认识并且明确表述出对“两极化”趋势的确认。用佐利克那句在西方媒体被广为转引的时髦话说就是“大树后的那头大象再也不能把自己藏起来了”——其实也就是暗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军事实力的增长,过去把自己遮掩起来的“韬光养晦”已经失效了。类似信号,在中美SED对话前后也频频发出。

第三,            如今,中美“假朋友”装不下去了,面具已经摘下。正如阎学通教授所言,在假朋友模式下,一方面中国韬光养晦,一方面美方没有明确反对,那么中国使用“互信”话语是有效的,至少可以延缓对方对自身的遏制和打压。如今假朋友模式不能维系,一方面中国开始奋发有为,一方面美国“如梦初醒”。“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无所谓好坏,关键能否提供实质性内容。

第四,            不论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是别的倡议,其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提供新的实质性内容。即如果没有可操作化的,可观察、可检验的内容,光空喊合作、中美友谊、“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等口号,在(美国)媒体上发表文章或进行公共外交宣传,那么这些措施的实质性作用将被削弱,甚至适得其反,让美方疑戒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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