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交战略需要更“审慎”吗？ 

王鹏（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国图智智库）

随着近年来中国在东海、南海准军事行动的推行以及与有关国家摩擦的上升，关于中国战略“强势与急进”的讨论在国内外政策圈、学术界时兴起来。而对“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学者表示了对目标过大导致国力损耗的担忧。当下，“九三”大阅兵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且习主席访美在即，崛起中国的大战略正处在十字路口上。这一背景下，辩论的焦点是：中国的外交战略需要更“审慎”吗？

外媒和部分西方政客、学者似乎以此为依据，提高了“中国威胁/强势论”的调门。而不少中国学者则提出恳切的忠告，如清华阎学通教授指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战略关系而非交通设施，重点区域应该是中国周边而不是遥远的欧、非、中东，如果本末倒置——在次要区域投入过多资源，不仅将得不偿失，甚至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战略负担，最终“过度扩展”和可能导致“未起先衰、大国夭折”。而人大时殷弘教授则强调要慎防“未真做而先大吹”，否则会加剧周边大国的反感和猜疑（如俄罗斯、印度等），反而欲速而不达；倘若在外开辟太多战线，在内经济下滑，则国家前景堪忧——因此他提倡“战略审慎”。

存在事先评判战略“审慎”与否的确切标准吗？

“审慎”在词典里本身就是一个褒义词；提倡“审慎”在任何语境下都是绝对正确的。笔者完全赞同以上专家中肯的分析，并提出一个似乎更具可操作性且亟待回答的问题：究竟怎样的战略才叫“审慎”？因为显然，没有确切标准就无法有效评估战略的价值和优劣。然而遗憾的是，从现有材料看，似乎所有被人们广泛认可的评估，都难免有“马后炮”的嫌疑。也就是说，在一个战略实施前，决策者、专家、评论员抑或普罗大众对其“审慎”与否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且谁都不能肯定地说自己一定正确。而当事件发生后，面对正面或负面的结果，人们回溯当初的战略抉择，或褒或贬——这充其量只有学术价值，对决策本身已无意义。

更令人“沮丧”的是，即便仅限于学界，众人仍莫衷一是。譬如，有学者说，倘若希特勒当时只限于“审慎”地征服西欧，而非在英国尚未屈服的情况下入侵苏联，那么三帝国就可以延续。史学家对这类“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inference）从来都以“历史不容假设”为由嗤之以鼻。反过来说，在1949年渡江战役发起前同样有“中肯”的建议，以类似的逻辑劝说解放军不要南下而应划江而治，理由无非是第一我军未必能胜，第二担忧引发美军强力干涉；但很快这些言论被事实粉碎为“沽名学霸王”的笑谈。类似的案例，两方面比比皆是：它们各自从逻辑上似乎都立得住脚，而且也能找到某些事实依据做支撑，可最终结果都无法被事先确认——逻辑上讲，如果真有这么神奇的“妙算”，那还会有战争么？

回溯经典文献，其实有关“战略审慎”的研究在冷战高峰期就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对核大战的恐惧催生出无数有关精确评估双方核力量对比，以此来避免误判威胁、提高“战略审慎”水平的研究成果[1]；学者们甚至对“审慎”进行了有趣的类型学剖析[2]。可把它们拿到总体战略，或曰“大战略”（Grand strategy）层面上，其应用就极其有限了。人们根本无法事先确切地在“审慎vs冒进”抑或“抓住机遇vs坐失良机”间划清红线，其原因归根结蒂不仅在于变量太多，无法一一控制并精确计算，更在于“战略”的设计和实施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条“线”——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主-客体与大环境都在不断变化之中。

可行性方案：反馈-纠错机制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明确了：鉴于（大）战略本身的复杂性、多变性，人们无法事先给出绝对确切的判断，即既能准确预测战略自身的结果，又能在实施前让所有利益相关方相信这一确定性。既然无法事先判定战略“审慎”与否，人们还能做什么？毕竟，数千年来，对未来的预知是人类智能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毕竟，从远古巫术、占卜到现代“科学预测”，人们在若干具体领域还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突破。那么在国家大战略领域，有无可行的办法将“审慎”落实下来？笔者浅见，就是在“小步快跑”的原理下，设计出用高效及时的“反馈机制”和“纠错机制”，二者缺一不可。

“马后炮”遭人嫌恶在于它们从来都在事件发生或战略实施结束后才出现，已于事无补。但如果我们缩短反馈时间，即将某个特定战略实施的整个过程切割、细化，在每个阶段都能及时测评其效果以及其他博弈方的反应与策略，那么这时的信息就不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及时雨”了。从实践层面讲，一国需要有健全的大情报系统，即不仅依赖“正规的”情治机构，同时也应广泛从商业、学术、科技交流中获取有用信息，如毛细血管般渗透到国内外所有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领域。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有敏感的“神经中枢”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并且有执行机构立即纠错。这样的中枢系统必定只能是顶层设计的产物，譬如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由最高领导人直接掌控的强力部门。

把“反馈-纠错机制”带入时下辩论的热点，以“一带一路”为例，那就是我们在充分肯定、领悟最高决策正确性的前提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小步快跑”，并给自身留下回旋的余地。而中方的这一态度和举措，对对象国本身也是一种有用的“姿态”——我们不是“钱多没处使”，必须投给你；先期注资就这么多，如果你觉得有利且还想进一步推进，那么请拿出诚意和成绩来。时殷弘老师“饭要一口一口的吃”的类比非常形象贴切。类似的，诸葛亮“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穈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保安，诚为难矣。”之论同样发人深省。须知，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深陷内战、动乱、贫困和政府腐败低效的泥淖。中国不是救世主，指望一带一路彻底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既不现实也无意义。指望通过巨额投资、援助来迅速发展一个困境中的国家，并立刻拉近其与我国的关系，更是不切实际。所以说，饭不仅要一口一口吃，还要从“小口”吃起，循序渐进。如发现并不“对症”，则不妨撤去或换一剂“药”来；如果某个病人“讳疾忌医”，那扁鹊也只好另寻他处了。

总结全文，我们既然无法通过某种明确的指标或测试手段来事先判定一个战略/计划是否真的“审慎”或“有效”，那么就不妨在实施战略的过程中做到步步为营——及时反馈，立刻纠错。通过这种动态的“反馈-纠错”机制，让我们在出现问题后能够迅速处理、掉头，从而把“学费”减至最少，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捍卫好；而不至于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当然，“反馈-纠错”机制的建立、实施与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它的效用，譬如部门利益、利益集团的绑架等。但中央新一代领导人的魄力、改革力、执行力以及高远的战略眼光是有目共睹的，也是赢得了人民真心信赖和拥护的。

一句话，“反馈-纠错”机制就是对“战略审慎”这一“苦口良药”最具体、最可行的回应与实践。